闭锁的声带是怎样导致各种形式的语言困难的？和我探讨过这一问题的语言治疗专家认为，语言困难可以分为三类：停顿（有时也称为阻塞）、重复（单词、语音、音节）、拖长（也是语音或音节）。但是这种分类似乎有些武断，而且也没有把我所观察到的明显差异包括进来。它也只注意到语言行为，而完全没有考虑到非语言活动。
大多数的语言病理学家模糊的把口吃概念化为呼吸、声带、发音机构之间的不协调。然而，这种失调的准确本质从来没有被弄清楚，并且似乎也没有被研究过。
如果患者真的存在着这种”失调”，那为什么患者大声对自己说话的时候这种”失调”就消失了呢？为什么这种”失调”不是一直会出现，而只是出现在某些单词上呢？
阅读了一些文献之后，我感觉口吃的生理原因还是在于声带，其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声带收缩所引起的。但是我还不能了解这种反应的准确的本质，直到有一天，由于偶然，我找到了答案。
对于口吃的心理原因解释非常让人信服。口吃患者承认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口吃会变得更糟，他们并报告说，在独自一人或者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他们说话没有任何困难。
口吃患者多年来一直到心理专家或精神分析医生那里接受治疗。但是公布的治疗结果并不令人振奋。口吃很少有所改善。精神分析专家的通常的解释是这一问题非常根深蒂固，大多数在2-6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因而必须靠大量的治疗工作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来进行有效的治疗。虽然多次的心理测试表明口吃者其实和普通人群没什么两样。
我看到有一个口吃者已经有了17年的口吃历史，总计花费了85000美元来进行心理治疗。我想在我的评价表里这个年轻人可能是我见过的调节得最好的口吃患者。
直到今天，这一神话仍然存在，即认为口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年许多所谓的专家都为这一问题大书特书，各种文章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从而又加深了这一认识。精神分析专家继续用这些长期以来证明存在很大问题的方法治疗数以万计的口吃患者。
弗洛伊德早就知道单用心理疗法的不足。在一本他早期的书里，他写道：“无论口吃的源头在哪里，用我所创立的方法来治疗都是不足的，因而我拒绝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的探讨。”
但是毫无疑问，外部压力对声带的紧张度有影响。我曾和我的一位物理治疗医生朋友讨论过这一问题。这位朋友擅长物理治疗和康复，他告诉我一项于1953年发表过的研究。德国建立了一家实验室对世界级运动的生理状况进行研究，希望籍此能够增强运动员的运动能力。作为这一研究的一部分，调查者考虑到了压力对运动员的影响。
这一研究发现运动员在有压力的时候会收缩他们的肌肉，但是最有趣的是，他们的肌肉收缩集中在身体的某一部位–最常见的是肩胛带、腹部、后背、脸部与手。这种集中后来被冠之以术语“标靶”，这种压力的集中是天生的，绝大部分来自于遗传。
很明显，声带闭锁的产生必须有外部压力的存在，因而我向口吃患者询问什么样的压力会引起他们的口吃。我开始在他们汇报的资料中寻找普遍的、统一的特征。我假设了几种压力类型，列成了一个表，并且将这个表提供给口吃者，让他们进行评论。这样，我提出了所谓的口吃者的八种压力场合。
1．场景压力。 我问口吃者在什么情况下，他们说话更加费力，最多的回答是：“打电话的时候”。超过80%的口吃者说，他们有些害怕打电话。我所看到的一个19岁的青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英俊的青年，在我的办公室里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不怎么口吃。
作为我的诊断评估的一个部分，我让他提起电话，打给查号台接线员，查询一家百货公司的电话号码。他拒绝了。我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告诉他这是我的测试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请求我不要强迫他使用电话。他承认说他已经有几年没有使用过电话了，对于电话，他有一种梦魇一样的感觉。
一个最不寻常的场景是一位牧师提出来的，他非常害怕在教堂的讲道坛上说话。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有口吃，但是，他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克服了口吃。在神职任命后，他被安排在一个小型教堂里。数年以后，他被授予了一个新的职位。星期天，他进入这个教堂，欢迎800名教徒。但是听众的数量使他非常不安，他的声带出现了闭锁，他的声带中的反馈受体触发了口吃反应，而这种口吃反应在他身上已沉睡多年。
他开始服用镇静剂,但是有效的剂量又会带来有害的副作用。医生告诉他必须停止服用镇静剂，因而他决定离开神职工作。他向主教提出了他的决定，告诉他很明显口吃不适合他的工作。主教是个实际的人，建议他先找找语言治疗专家看看。
2．单词或语音压力。 大多数口吃者都会试图特定的单词，并且经常汇报说他们发某些特定的语音有困难。这种形式的压力，正如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压力，也是后天习得的。同样的，这种压力有很大的可变性，口吃者可以学会害怕任何语音，并且这种害怕还会定期改变–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今年害怕“p”和“t”，而明年害怕“b”和“k”音节。有时候，口吃者可能什么音节都不害怕，只是这种害怕以后还会出现。